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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必须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当前，人工智能正以颠覆性力量重塑人类生活范式，既为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带来全新机遇，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算法决策日益渗透到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全球协作等各个领域，如何平衡技术效率与公平正义、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顽强生命力，就是因为其核心智慧能够不断地回应时代之问、解决现实之困。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汲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推动其现代化、社会科学化转型，形成指导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的理论成果，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课题。

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本在于坚持“两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核心要义在于实现儒学现代化成果与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治理理论。

新时代以来，儒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就是逐渐形成“九科治儒”的繁荣局面，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从各自角度向儒学聚焦，而不再把儒学局限在“中国哲学”范畴之内。儒学社会科学化，既不是将儒学的相关思想资源简单嫁接进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园地，也不是简单借用社会科学的典型概念剖解儒学，而是寻求两者的对话、融合与创新，既用社会科学激活儒家思想中的潜藏智慧，也用儒家思想丰富社会科学的视野和解释框架（如对秩序、关系、伦理、集体价值的重视等）。儒学社会科学化，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学术与现实多维交织的过程，是一个东方与西方思想观念交流与碰撞的过程，是一个儒学与社会科学在共同直面并为中国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时互相成就的过程。

儒学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其关于人伦关系、社会秩序、天下大同的思考，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需求具有内在契合性，为解决现代性困境提供了重要资源。“仁者爱人”的价值取向，能够对冲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工具理性膨胀，重构人与技术的主体关系；“中庸之道”的辩证思维，可以为平衡技术发展与社会公正提供方法论指引；“修齐治平”的实践指向，能够打通个人修养与公共治理的内在关联；“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价值理念，能够为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注入东方智慧。这些精髓并非过时的教条，而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的文明结晶，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回应人工智能时代治理之问提供思想引领、理论支撑、文化内蕴、价值基石。

在治国理政领域，儒家有一个追求叫作“选贤任能”。贝淡宁《贤能政治》一书即解释了为什么尚贤制比西方民主选举制更适合中国。他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建立模型、证伪、实证对儒家“选贤任能”的理念做了分析，然后把“选贤任能”这个古老人文概念变成和“民主政治”相对应的一个现代政治概念，并把“选贤任能”理念奠定在现代政治学基础之上。

事实上，“贤能政治”背后的价值支撑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德治观念、中庸之道。我们应当探索将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理论融合，在人工智能干预下构建以坚持人民至上为导向的“算法民主”理论框架，既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又保障技术治理效率，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最大限度实现人民群众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将德治观念与现代法治理论结合，挖掘儒学“差序格局”对现代社会关系的影响，为智能社会的人际关系调适提供理论指导；将“礼治”“德治”“共治”等核心思想转化为可量化、可操作的治理指标，为智能治理系统提供价值支撑；将中庸精神与现代系统论结合，构建动态平衡的治理模型，实现技术发展、社会公平、风险防控的有机统一。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特别注重“道义经济”，简单来说就是不让人饿肚子。儒家特别注意田制，无论是井田制、均田制还是课田制，根本目标都是“均地安民”。这与将人假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西方经济学相对应。陈焕章《孔门理财学》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2016年，经济学家盛洪出版《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一书，尝试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儒学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义。儒家最经典的博弈智慧是大道至简、仁者无敌，在一切领域的较量中，最有效率的行为或对策就是遵从道德的行为或对策。中国几千年的儒家道德可以帮助人们用道德去解决市场中的问题，使其在市场失灵的时候不违背市场观念、不违反道德、不侵害别人。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政务领域广泛应用，我们更应考虑将“义利之辨”的智慧融入数据治理，构建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数据使用规范。比如探索把“仁者爱人”理念转化为算法伦理的价值准则，为经济调控政策提供数智化决策咨询；以儒商精神为导向，注入市场监管的智慧赋能，引导市场行为从“效率优先”向“以人为本”转型；推动商场购物、自动驾驶、智能医疗、公共服务等场景嵌入人文关怀的算法逻辑，优化服务质量，防止技术为资本所操控、人性需求为技术所反噬。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推动儒学现代化，并非复古怀旧，而是要激活其内在的文明基因，使其与人工智能时代同频共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非闭门造车，而是要立足中国实践、吸收人类文明精华，形成能够解决时代问题的理论成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文化强国建设作出顶层设计，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髓，扎实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思想支撑，为全球治理变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世界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时代魅力。